一所地方大学和一座名人博物馆 

王珺 李伦娥

2007年10月，坐落在吉首大学砂子坳校区的黄永玉艺术博物馆迎来了开馆一周年纪念日。

　　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州府吉首无疑是个小城市；相对于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而言，偏于湘西一隅的吉首大学无疑是个小大学。但就在这座小城市的这所小大学，却建了一座堪称“第一”的博物馆。美国著名博物馆学家哈维·韦斯特称，像黄永玉这样重要的、活着的艺术家，将博物馆建在大学，这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意义有待于时间去验证，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艺术家黄永玉与吉首大学联系起来的因缘，以及这份因缘背后所呈现的文化脉络。

  

那个乡情浓厚的老头

　　提起黄永玉，可能首先会让人产生一连串的联想：沈从文、“酒鬼”

　　酒、猴票……没错，著名作家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酒鬼”酒那极具个性的陶土麻袋形酒瓶是黄永玉设计的；而在邮票市场价值不断看涨的“猴票”同样是黄永玉的作品。

　　还有呢？还有他不离口的大烟斗，他的鸭舌帽，他孩童般的“坏笑”，他的“怪”脾气，他的黄式幽默以及他那连年轻人也赶不上的精气神儿。

　　还有呢？还有他的画：浓墨重彩，每一笔都飞扬不羁；他的雕塑：将锋芒藏起，浑然一派天真；他的诗：于平白处暗藏机锋，让你不由得笑骂“这老头，真毒”；他的散文，放弃章法，却以浓厚的情意、情致直抵人心；还有他的木刻，他的小说……

　　还有呢？还有……在他眼里，家乡的一切都是好的，谁对他的家乡有半点微词，他就跟谁急。他在诗中咏叹：“我的血，是O型，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它是你的。”

　　这个12岁背了个小包袱，像表叔沈从文一样离开家乡闯世界的人，在心里有一处什么也不能替代、什么都不能更改的温柔乡，那便是他的家乡湘西凤凰。他的性格、才情、悲喜，他的一切都和家乡有关。

　　 2007 年 6 月 29 日 ，黄永玉被吉首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为学生作了题为《我的逃学生涯》的演讲，之后，还回答了学生的提问。有学生问：您是一个非常热爱家乡的人，您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推广湘西，推广凤凰。作家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中这样写过：“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流浪的道路上落脚的最后一站。”那么我想问您，在您的心中，故乡和异乡的情怀有什么区别？黄永玉答：“家乡是什么？我看可以比作我们睡惯了的被窝，这被窝里面的气味啊，我熟悉它。睡别人的被窝会感觉到有股味儿，那股味儿不一定是臭，只是我不习惯。我自己的家乡就像我自己的被窝一样，有味道，别人也许不习惯，我却感觉非常好。”笑声和掌声一同响起。这就是黄永玉，讲理中透着那么点不讲理，就像他在《吹梦图》上写下的那些小议论：画画要讲正理，还要讲点歪理，所以我以为中国画家最是诗人，百千年来他们早就拿形象和笔墨来作诗了……世界上光讲正道理，正儿八经，固然令人尊重，但谁来读那些可爱的诗、可爱的画呢？

　　与黄永玉同为湘西乡党的吉首大学副校长张建永从黄氏《乡梦不曾休》这篇仅500字的散文里，读出了渗透着湘西人性格特质的乡情。“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遮盖着的井水……未免太狠心了。”这种想不通是湘西人的想不通，透着湘西人的率真和固执。

　　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黄永玉之侄黄毅用“偏激的爱”描述伯父对故乡的感情，“他12岁就离开家乡了，但他对家乡风物的了解却似乎比从小到大一直在凤凰的我还要多”。

　　“去过凤凰，读过沈从文所有写湘西的作品，看过黄永玉画的故乡记忆，便会明白，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为何会如此固执地偏爱故乡。对于他们，故乡不只是记忆，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对往事的留恋，还是一种艺术上必不可少的想象，一个能够不断提供创造力的源泉。”传记作家李辉这样理解黄永玉的乡情。

　　这也许能够解释晚年黄永玉频繁归乡的原因，别人问起，他总是说：“本事用完了，回家乡再捡一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看他的画、雕塑，读他的文字，总会被其中张扬的情感、惊采绝艳的形式所捕获。

　　有人将黄永玉的艺术风格概括为对楚艺术精神的吐故吸纳。湘西文化研究专家 刘一友 教授认为，许多年来，一些学者都以为神秘而灿烂的古楚文化已随着楚国的灭亡而融入中原，却忽视了在偏远的沅水流域，因种种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楚文化民间一支在楚亡后两千余年间，还曾以活生生的形态存在于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间这样的事实；更没有注意到，在凤凰充当大湘西“首都”的200余年中，随着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人群的涌入，曾将楚文化大量带入，使之奇迹般地得到一次整合和张扬这一事实。而这遗存的楚风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黄永玉打上了浓厚的“重情爱美”的烙印。

　　对一切有生命活力、有生命个性和情趣的事物，都持有一种万般惊讶、亲切和关爱的情感，这便是黄永玉的“重情”；而从他的艺术中，更是不难感受热忱的、耀目的形式之美，“爱美”的追求，使凤凰人黄永玉身上抹不去家乡的印迹。

　　所以有一天，当艺术家黄永玉为自己收藏的上百件文物考虑归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家乡。

那所板车推出来的大学

　　在吉首大学的黄永玉艺术博物馆，陈列着一幅油画，名为《窗口》。画面是一扇窗，窗外繁花似锦，春光明媚。黄永玉此画作于1967年，后赠友人王铭，并被其带到香港。听闻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建成，王铭亲自携画来到吉首大学，捐赠此画。

　　关于这幅《窗口》，还有一个故事。“文革”期间，黄永玉的房子被人霸占，只留下很小一个房间供其一家四口居住。虽有窗，却为邻室所堵，度日如夜。于是黄永玉便挥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外头开着鲜花的窗口，聊以自慰。此举不难看出湘西人的雄强和幽默。

　　这幅《窗口》呈现出的绚丽色调，透出一种面对艰难处境的达观，其蓬勃的生命力跃然纸上。这种生命力，对吉大人来说，是如此熟悉，似乎就潜藏在吉大故事的深层地壳之下。

　　三栋隐没在一片乱坟岗和荆棘中的两层楼房，23名教师，189名学生，外加唯一的交通工具木板车---这就是1958年9月初次亮相的吉首大学。

　　三年困难时期，师生们在学校周围开荒种地，养猪养鸡；没有柴烧，师生们就轮流到30里开外的山里去捡；没有电灯，师生们就点着煤油灯授课听课。为了建一座生化大楼，师生们到深山老林里伐木放排，再扛回学校；为了平整场地，他们挖山填沟、背沙挑土，最终硬是用小板车推走了两座大山头，用一个大石磙碾平了座座小山丘。吉首大学因此而被称为“板车推出来的大学”。

　　镌刻在吉大历史上的记忆勾画出这所诞生于山沟的地方大学孤独倔强的身影，湘西人的雄强和幽默在吉首大学的建校史上以各种形态呈现，但最终，都归于一种不放弃，一种清醒，一种既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的态度。

　　这种态度成就了吉大的沉静、稳健和内在的活力。在砂子坳新校区，簇新的教学楼、图书馆与幽静的风雨湖相映成趣，风声、雨声、读书声在山坳里声声悦耳，有守得住寂寞的定力，也不乏冲出去的勇气。兴许就是这样一番独特的景象，使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走进吉首大学时，“感觉就像当初走进清华大学时一样，甚至还要好”。

　　这种好感觉来自于学校对自身价值和定位的确立。“北大、清华关心的是卫星上天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帮助百姓脱贫致富。”这种朴素的定位不是妄自菲薄，而显示了一所办在民族贫困山区的高等学校对其肩负的特殊使命的清醒认知。正如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游俊 教授指出的：吉首大学全部的存在逻辑，全部的特色内涵，全部的功能与价值都集中体现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的“三个不可替代性”。

　　 游俊 教授所说的“三个不可替代性”是吉大通过艰苦的办学实践发现的，是其自身所蕴含的独特战略价值：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的“不可替代性”，为地方资源开发提供科技支持的“不可替代性”，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先进思想与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在高等教育发展驶入快车道，一些大学纷纷将学校建设与发展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全国一流”、“全省一流”的今天，吉首大学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归宿之探索，无疑给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地方大学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办学样本。

　　吉大副校长 孟昭武 教授认为，不发达地区高校大学生的最大精神障碍是自卑。他们往往感觉在一个偏僻的大学念书，且学校的知名度又不高，注定自己一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因而精神不振，悲观失望。消解这种自卑心理最有效的手段是促其通过对学校文化的认同达到对自我价值的确立。而有着浓厚地域特色的湘西文化资源，对吉大来说，弥足珍贵，且得天独厚。

副校长 张建永 教授因此提出融智理念，“要打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凡能为我所用者，均可视为吉大人。

那座诠释大学精神的博物馆

　　与北方相比，冬日的湘西依旧保存着一份温情，棕榈、慈竹的叶子依旧绿着，显示出一种默默的生机。吉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