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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梦、中国教育3.0、治国理政、亚洲安全观、互联网、中国制度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唐爱军：用中国梦建构执政话语体系】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唐爱军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着眼于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论断、新观点，构成了丰富完整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国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执政集团能否获得民众广泛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集团是否有凝聚人心的目标和理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极富感召力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一种执政话语体系的“目标设定”，中国梦体现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占据价值制高点。在国内，中国梦展现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以中国梦这一“最大公约数”来凝聚人心，汇聚正能量；在国际，中国梦主要被诠释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第二，打牢理性的支撑点。中国梦不是虚幻的，还在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一条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将中国道路涵盖其中，实际上是切中了当代中国现实及其不断发展的“实践逻辑”。第三，抓住大众宣传的特点。中国梦用通俗化、大众化、生活化的语言诠释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与民众的实践诉求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切实增强了执政话语体系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执政党的意志和价值观深入人心。
摘编自光明网
【李军：中国教育3.0应积极发扬古典人文主义精神】
香港教育研究学会会长、香港大学教育政策所常务副所长李军表示，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应当做到广纳百川与和而不同、特立独行却充满生机。其实，这也适合于对中国教育3.0的前瞻性构想。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首先应该是立足于本土人文主义传统的教育模式——德行的培养应该始终是教育的核心和教改的目的。只有把培养“好人”回归为学校的首要使命，才有可能建设真正的“好学校”。同时，中国教育3.0也应积极发扬古典人文主义的平等精神，把有教无类完完全全地贯穿于教育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国教育3.0的挑战并非仅仅来自课程、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的变革要求。这些挑战实际上还来自构建一个德法兼治、和谐社会的建设需求。当“扶还是不扶”不再是一个社会悖论的时候，培养“好人”和建设“好学校”才有实践意义上的广泛可能。
摘编自《中古社会科学报》
【李君如：习近平治国理政着力破解“乱作为”和“不作为”】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撰文表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干部队伍的这一判断，我们决不能动摇。同时，也必须看到有的干部过去思想不纯、作风不正，乱作为，现在又走向反面，明哲保身，不作为。这两种情况，都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障碍。今年4月，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安排。这不仅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重要部署，也是落实整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部署，是解决“乱作为”和“不作为”两方面问题的重要举措。在今天，我们只有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对照“三严三实”要求，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把“三严三实”作为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才能使我们的各级干部既严格依章依法办事，又勇于开拓创新地为民执政、为民办事，才能真正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摘编自光明网
【翟崑：亚洲安全观是契合亚洲需要的和平安全观】
北京大学教授翟崑认为，门罗主义作为美国实施对外干预、确立在美洲主导地位的理由，是一种不平等且过时的理念。与门罗主义迥异，亚洲安全观契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契合亚洲各国人民的安全诉求，是具有时代意义和进步意义的和平安全观。亚洲安全观是对中国和平发展实践的总结。亚洲安全观是中国周边外交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新安全观思想的延续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安全观经历了两次升级、三个阶段。亚洲安全观是一套契合亚洲需要的安全理念。亚洲安全观的核心内涵是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亚洲国家应当携起手来，从亚洲的现实安全环境和安全需要出发，逐步将亚洲安全观作为各国共同遵守的地区规范，这需要各方加强自我约束。中国作为亚洲安全观的倡导国，会以身作则，“体仁行义”，“修己安人”；有关大国要放弃绝对安全追求，尊重他国特别是小国的安全诉求，不搞霸权主义，不欺负小国；小国也要约束自身言行，不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正当安全利益。唯有如此，亚洲才能形成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和共同规范，进而实现亚洲的和平、繁荣和开放，保障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
摘编自《求是》
【王志平：互联网风口下实现统计“弯道超车”，是中国政府具有的独特条件】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王志平指出，统计工作的服务对象，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公众。过去所有统计工作的内容、渠道、流程和统计结果的发布，基本上是建立于服务政府的理念之上的。不得不承认，公众对统计工作要求的增长和变化，已经大大超过政府自身对统计工作要求的增长和变化。如果能把公众列为同样重要的服务对象，统计工作就需要重新考虑内容、渠道、流程的设计和统计结果的发布。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我们的政府能否敏锐地察觉公众对统计服务的需求变化。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崛起的时代背景下，统计对象日益呈现多元化倾向。不客气地说，目前政府(包括发达国家政府)统计主要还处于传统且单一的数据采集阶段，离开深度挖掘数据关系和数据价值的阶段还有相当距离。我国《统计法》明确规定，“统计分析”是统计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政府有责任、也有条件运用互联网技术，率先在大数据的关系和价值挖掘方面、在统计分析由因果分析向相关性分析转变方面，实现某些突破。中国政府拥有非常广泛的组织系统，同时拥有和发达国家政府一样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互联网风口下实现统计工作的“弯道超车”，中国政府具有独特的条件。
摘编自《文汇报》
【孙来斌： 在“变”与“不变”的结合中保持中国制度的活力】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来斌认为，在中国制度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等突出问题，表明中国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党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习近平同志强调，“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这也表明，“折腾”不是改革的同义语，制度创新不等于“另起炉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改变，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序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关于中国制度创新理念，俄罗斯汉学家萨利茨基曾评价说：“邓小平在这方面居功至伟，他实际上只做了不大的变动。”这一说法对中国制度创新深度、广度的评价不一定到位，但从制度的自我完善总体属于量变的角度来看颇有道理。可以说，正是在“变”与“不变”的结合中，中国制度保持了延续性和生命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光明网记者 李贝整理）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链接：http://theory.gmw.cn/2016-01/15/content_18511232_2.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