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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并不认识肯·福森。只是大约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本书里，无意中遇见了他。但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他，那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特点的外国名字，反倒是被他写的报道吸引住了。
那个故事要说真是毫不惊人。这位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时任特稿记者，一个40出头的男人，去跟当地一所高中的学生混在一起，看他们排演一出音乐剧，看他们怎样争夺角色，怎样克服内心的怯懦，怎样战胜他人也战胜自己，以及怎样谈恋爱……福森写了6篇长长的系列报道，写出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仿佛是那群学生的成人礼一般，标题就叫《生命中一舞台》（A Stage in Their Lives，语带双关，也可译“生命中一阶段”），发表在1997年。
这样一组既不批判、选题也算不上重大的报道，后来获得了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杰出写作奖。它被译成中文，然后又被北京一个正在读新闻学专业的姑娘读到，她当时眼前一亮：哦，新闻竟然还可以这么写！
这个故事先是潜伏着。有一天，她在学校澡堂里洗着澡，突然一个念头就闯进来：我为什么不也去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呢？
当然，这个姑娘就是我。我为自己这个从天而降的想法着实激动了一阵。要知道，此前那么多年的人生中，作为一个好学生，从小到大，总有一个权威在告诉我：你应该干什么。这个庞大的权威有时化身为家长，有时化身为老师，它还傲慢而霸道地盘踞在课本和各种读物中。于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都有着一个驯服的青春，为此我常觉得我们晚熟，甚至没有过叛逆的青春期。而那一刻，已经20多岁的我，第一次这么强烈、明确地意识到：我，想干什么。
走出澡堂后我就决定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很快，我成了我们学校登山队的编外成员。是的，我打算模仿肯·福森，混进他们中间，写一个年轻人登山的故事。
为什么要去登山？我的意气风发的同伴们，有人援引登山家的说法：因为山在那里；有人说想磨炼自己……各种理由。而我相信，其实他们跟我一样，是因为压抑的青春在那儿蠢蠢欲动，他们只不过是想做一点与众不同的、酷的事情，来张显自我。
我跟着他们在操场上跑圈。其实我最怕最讨厌长跑，体育课每到测800米简直就像大难来临，但我最终居然通过了他们的1万米长跑测试。我跟着他们去北京郊外的山里拉练，在初夏背着几十斤重的砖块爬20多层高楼……我打过几次退堂鼓，但为了不让自己鄙视自己，最终没有放弃。最初几次训练中当极限到来时，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但其实咬牙坚持一下，就发现自己死不了。
那年暑期，我跟着他们去了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我们在一条奔腾的冰河边安营扎寨，然后向雪山顶峰进发。在我们中间最有实力的几名队员完成登顶的壮举之后，我回到北京，窝在宿舍的电脑前，开始写我的长篇故事。在那段时间，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肯·福森写下的那些文字。
写完之后，我又找来一些出版社的邮箱，将部分书稿投去，然后等待回音，或者找上门去推销。希望几次萌生，又几次破灭，直到有一天，一家出版社给了我肯定的回复，表示愿意出版。就像肯·福森的那组报道里，那群高中生最后完成了并不专业，但就他们的人生而言算得上夺目的一场演出，接到编辑电话的那一刻，我想我也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然后我就把肯·福森忘掉了。
比起在课堂上听到的诸如法拉奇之类大名鼎鼎的人物，这位美国一家地方报纸的撰稿人实在要算籍籍无名。他的特稿作品，虽然获得了杰出写作奖，但比起美国新闻史上那些长篇巨制的经典非虚构作品而言，也算微不足道。
然而，当我决定为“影响”栏目写点什么的时候，回想那些对我的成长产生影响的人物时，肯·福森第一个闯了进来。我去网上搜索他的资料，连张照片都没找着，只知道他获奖后仍在孜孜不倦地当一名撰稿人，供职于不同的报社。而我，像他一样成了一名特稿记者（feature writer）。
他在获奖后曾经说过：“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努力做到更好。我在想，到65岁时，怎样写出一篇真正优秀的报道？”
或许我该找到他的邮箱，然后写封E-mail给他，问问他真正优秀的报道写出来了没有。
来源：中国青年报 包丽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