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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地方大学和一座名人博物馆
王珺 李伦娥
2007年10月，坐落在吉首大学砂子坳校区的黄永玉艺术博物馆迎来了开馆一周年纪念日。
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州府吉首无疑是个小城市；相对于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而言，偏于湘西一隅的吉首大学无疑是个小大学。但就在这座小城市的这所小大学，却建了一座堪称“第一”的博物馆。美国著名博物馆学家哈维·韦斯特称，像黄永玉这样重要的、活着的艺术家，将博物馆建在大学，这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意义有待于时间去验证，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艺术家黄永玉与吉首大学联系起来的因缘，以及这份因缘背后所呈现的文化脉络。
那个乡情浓厚的老头
提起黄永玉，可能首先会让人产生一连串的联想：沈从文、“酒鬼”
酒、猴票……没错，著名作家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酒鬼”酒那极具个性的陶土麻袋形酒瓶是黄永玉设计的；而在邮票市场价值不断看涨的“猴票”同样是黄永玉的作品。
还有呢？还有他不离口的大烟斗，他的鸭舌帽，他孩童般的“坏笑”，他的“怪”脾气，他的黄式幽默以及他那连年轻人也赶不上的精气神儿。
还有呢？还有他的画：浓墨重彩，每一笔都飞扬不羁；他的雕塑：将锋芒藏起，浑然一派天真；他的诗：于平白处暗藏机锋，让你不由得笑骂“这老头，真毒”；他的散文，放弃章法，却以浓厚的情意、情致直抵人心；还有他的木刻，他的小说……
还有呢？还有……在他眼里，家乡的一切都是好的，谁对他的家乡有半点微词，他就跟谁急。他在诗中咏叹：“我的血，是O型，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它是你的。”
这个12岁背了个小包袱，像表叔沈从文一样离开家乡闯世界的人，在心里有一处什么也不能替代、什么都不能更改的温柔乡，那便是他的家乡湘西凤凰。他的性格、才情、悲喜，他的一切都和家乡有关。
2007年6月29日，黄永玉被吉首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为学生作了题为《我的逃学生涯》的演讲，之后，还回答了学生的提问。有学生问：您是一个非常热爱家乡的人，您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推广湘西，推广凤凰。作家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中这样写过：“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流浪的道路上落脚的最后一站。”那么我想问您，在您的心中，故乡和异乡的情怀有什么区别？黄永玉答：“家乡是什么？我看可以比作我们睡惯了的被窝，这被窝里面的气味啊，我熟悉它。睡别人的被窝会感觉到有股味儿，那股味儿不一定是臭，只是我不习惯。我自己的家乡就像我自己的被窝一样，有味道，别人也许不习惯，我却感觉非常好。”笑声和掌声一同响起。这就是黄永玉，讲理中透着那么点不讲理，就像他在《吹梦图》上写下的那些小议论：画画要讲正理，还要讲点歪理，所以我以为中国画家最是诗人，百千年来他们早就拿形象和笔墨来作诗了……世界上光讲正道理，正儿八经，固然令人尊重，但谁来读那些可爱的诗、可爱的画呢？
与黄永玉同为湘西乡党的吉首大学副校长张建永从黄氏《乡梦不曾休》这篇仅500字的散文里，读出了渗透着湘西人性格特质的乡情。“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遮盖着的井水……未免太狠心了。”这种想不通是湘西人的想不通，透着湘西人的率真和固执。
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黄永玉之侄黄毅用“偏激的爱”描述伯父对故乡的感情，“他12岁就离开家乡了，但他对家乡风物的了解却似乎比从小到大一直在凤凰的我还要多”。
“去过凤凰，读过沈从文所有写湘西的作品，看过黄永玉画的故乡记忆，便会明白，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为何会如此固执地偏爱故乡。对于他们，故乡不只是记忆，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对往事的留恋，还是一种艺术上必不可少的想象，一个能够不断提供创造力的源泉。”传记作家李辉这样理解黄永玉的乡情。
这也许能够解释晚年黄永玉频繁归乡的原因，别人问起，他总是说：“本事用完了，回家乡再捡一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看他的画、雕塑，读他的文字，总会被其中张扬的情感、惊采绝艳的形式所捕获。
有人将黄永玉的艺术风格概括为对楚艺术精神的吐故吸纳。湘西文化研究专家刘一友教授认为，许多年来，一些学者都以为神秘而灿烂的古楚文化已随着楚国的灭亡而融入中原，却忽视了在偏远的沅水流域，因种种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楚文化民间一支在楚亡后两千余年间，还曾以活生生的形态存在于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间这样的事实；更没有注意到，在凤凰充当大湘西“首都”的200余年中，随着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人群的涌入，曾将楚文化大量带入，使之奇迹般地得到一次整合和张扬这一事实。而这遗存的楚风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黄永玉打上了浓厚的“重情爱美”的烙印。
对一切有生命活力、有生命个性和情趣的事物，都持有一种万般惊讶、亲切和关爱的情感，这便是黄永玉的“重情”；而从他的艺术中，更是不难感受热忱的、耀目的形式之美，“爱美”的追求，使凤凰人黄永玉身上抹不去家乡的印迹。
所以有一天，当艺术家黄永玉为自己收藏的上百件文物考虑归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家乡。
那所板车推出来的大学
在吉首大学的黄永玉艺术博物馆，陈列着一幅油画，名为《窗口》。画面是一扇窗，窗外繁花似锦，春光明媚。黄永玉此画作于1967年，后赠友人王铭，并被其带到香港。听闻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建成，王铭亲自携画来到吉首大学，捐赠此画。
关于这幅《窗口》，还有一个故事。“文革”期间，黄永玉的房子被人霸占，只留下很小一个房间供其一家四口居住。虽有窗，却为邻室所堵，度日如夜。于是黄永玉便挥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外头开着鲜花的窗口，聊以自慰。此举不难看出湘西人的雄强和幽默。
这幅《窗口》呈现出的绚丽色调，透出一种面对艰难处境的达观，其蓬勃的生命力跃然纸上。这种生命力，对吉大人来说，是如此熟悉，似乎就潜藏在吉大故事的深层地壳之下。
三栋隐没在一片乱坟岗和荆棘中的两层楼房，23名教师，189名学生，外加唯一的交通工具木板车---这就是1958年9月初次亮相的吉首大学。
三年困难时期，师生们在学校周围开荒种地，养猪养鸡；没有柴烧，师生们就轮流到30里开外的山里去捡；没有电灯，师生们就点着煤油灯授课听课。为了建一座生化大楼，师生们到深山老林里伐木放排，再扛回学校；为了平整场地，他们挖山填沟、背沙挑土，最终硬是用小板车推走了两座大山头，用一个大石磙碾平了座座小山丘。吉首大学因此而被称为“板车推出来的大学”。
镌刻在吉大历史上的记忆勾画出这所诞生于山沟的地方大学孤独倔强的身影，湘西人的雄强和幽默在吉首大学的建校史上以各种形态呈现，但最终，都归于一种不放弃，一种清醒，一种既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的态度。
这种态度成就了吉大的沉静、稳健和内在的活力。在砂子坳新校区，簇新的教学楼、图书馆与幽静的风雨湖相映成趣，风声、雨声、读书声在山坳里声声悦耳，有守得住寂寞的定力，也不乏冲出去的勇气。兴许就是这样一番独特的景象，使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走进吉首大学时，“感觉就像当初走进清华大学时一样，甚至还要好”。
这种好感觉来自于学校对自身价值和定位的确立。“北大、清华关心的是卫星上天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帮助百姓脱贫致富。”这种朴素的定位不是妄自菲薄，而显示了一所办在民族贫困山区的高等学校对其肩负的特殊使命的清醒认知。正如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游俊教授指出的：吉首大学全部的存在逻辑，全部的特色内涵，全部的功能与价值都集中体现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的“三个不可替代性”。
游俊教授所说的“三个不可替代性”是吉大通过艰苦的办学实践发现的，是其自身所蕴含的独特战略价值：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的“不可替代性”，为地方资源开发提供科技支持的“不可替代性”，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先进思想与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在高等教育发展驶入快车道，一些大学纷纷将学校建设与发展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全国一流”、“全省一流”的今天，吉首大学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归宿之探索，无疑给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地方大学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办学样本。
吉大副校长孟昭武教授认为，不发达地区高校大学生的最大精神障碍是自卑。他们往往感觉在一个偏僻的大学念书，且学校的知名度又不高，注定自己一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因而精神不振，悲观失望。消解这种自卑心理最有效的手段是促其通过对学校文化的认同达到对自我价值的确立。而有着浓厚地域特色的湘西文化资源，对吉大来说，弥足珍贵，且得天独厚。
副校长张建永教授因此提出融智理念，“要打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凡能为我所用者，均可视为吉大人。
那座诠释大学精神的博物馆
与北方相比，冬日的湘西依旧保存着一份温情，棕榈、慈竹的叶子依旧绿着，显示出一种默默的生机。吉首大学2007级文学院女生陈兰穿过风雨湖边的小径，去位于齐鲁大楼的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值班。她很愉快，因为在那个高大的殿堂里，她知晓了许多先前所不曾了解的事物，那些中山国的陶器，汉代的技乐俑，那巨大的在长江三峡底部沉睡了一万五千年的阴沉木，还有“可爱老头”黄永玉作的画、写的字……那里面的一切都让这个19岁的女学生感到自己是幸运的：没想到吉首大学有这么棒的博物馆，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
陈兰不知道，她的幸运来自艺术家黄永玉的一个决定。喜欢收藏的黄永玉80多岁了，他的几百件藏品散放在北京通州自己的工作室万荷堂和凤凰的玉氏山房，他一直在考虑这些藏品的归宿。在他为这个问题头疼不已的时候，他的朋友、美国著名博物馆学家哈维·韦斯特对他说，捐给学术机构吧，那不仅可以保存价值，还可以增加其价值。捐给家乡他曾经考虑过，但捐给家乡的大学是在哈维的建议下作出的决定，他说，这个主意把我变得聪明起来了。看来，这真是“很有搞头的”（黄永玉口头禅）。
黄永玉与吉首大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982年，那年5月，他陪表叔沈从文来到吉大。当时校领导要他讲几句，他说自己是画画的，讲话还是让表叔来。1998年，吉首大学为沈从文逝世十周年举办沈从文国际研讨会，黄永玉应邀出席，向与会专家讲述了自己对表叔文学成就的理解，并允诺送吉大一幅画作。第二年8月，他践行前约，为吉大画了一幅《湘荷白鹭图》。这幅画现在仍悬挂在吉大图书馆。在名为《小议》的题跋中，黄永玉写道：“知识分子是继承文化与发展文化的活物……是值得一生为之奉献的，不过很艰难，很苦，很累，还有一点悲壮。记得我在沈从文先生的墓园竖过一块碑，写了这么两行字：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我说的战场是广义的，哪个行当不是战场呢，是不是？”
很艰难，很苦，很累，还有一点悲壮---黄永玉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吉大人作的精准概括。结尾的主题仍是还乡，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他为日后在家乡的大学建博物馆埋下的伏笔？
爱家乡故而爱吉大，张建永教授将黄永玉的决定理解为“爱屋及乌”，因为黄离家时还没有吉首大学，他对吉首大学的信任建立在浓厚的故乡情结上。
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前馆长郑英杰教授全程参与了博物馆的建立，他认为，黄永玉选择吉首大学也是寻找一个靠得住的、与他的藏品可匹配的栖息地的结果。
2003年7月，黄永玉在哈维·韦斯特夫妇陪同下来到吉首大学。黄老表示，愿把自己收藏的全部文物捐献给吉大；以后又多次表示把自己的部分画作、文字手稿等无偿捐献给吉大，并协助吉大建立黄永玉艺术博物馆。
吉首大学作为湖南省属的综合性大学，同时也是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有着明确的办学定位。“每一所地方高校都是办在特定地方、居于特定类型和层次的大学，其大学功能的发挥和存在价值的彰显都必然具有区域特点。”校长游俊的思路与建一座湘西的名人博物馆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因而学校立即开始了寻求资金支持和成立博物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行动。
关于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建馆的前前后后，前馆长郑英杰教授用洋洋万言加以叙述，可见其间经历的繁杂，亦可见建一所博物馆所需付出的艰辛。经过对黄永玉其人其作的研读，办馆理念逐步清晰：从人的生活方式看，中国人的人生与艺术是分不开的；从人生信仰看，智者一生不崇拜权力，而醉心于人类的智慧；从文化人的历史使命看，要彰显人文关怀，承传千古文明，做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艺术创作规律看，博物馆的任务是学习和研究人类的智慧，是弘扬和宣传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和智慧创造；从大学博物馆的功能看，是创造价值和提升大学价值的智囊团，是充满活力的对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所有这些认识，描述出吉大这座博物馆的历史使命：把博物馆建成人文素质教育的基地，建成对黄永玉艺术人生研究的重镇，建成吉大对外开放的窗口。
关于黄馆建设的实施方案，郑英杰教授修改了八次才最终定稿，而博物馆的建筑从选址到设计再到破土动工，同样经历了反复的讨论、修改过程。由著名建筑设计专家、北大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和先生领衔设计的吉大齐鲁大楼2004年6月动工，两年后，这座青砖、青瓦，融合了湘西建筑元素的建筑巍然屹立于吉大砂子坳校区南侧风雨湖畔的山岗之上。
随后，博物馆的布展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内容设计、形式设计、铭文、石碑及馆名牌制作、文物转运及登记、保安措施、对外联系……等等等等，吉大人日以继夜，只为2006年10月1日开馆。
黄永玉曾戏言：“你们建多高的房子，我就画多大的画。”郑英杰教授清楚地记得，2006年6月23日至7月2日，黄老住在吉大。那天，他站在刚刚建好的黄馆二楼大厅，铺上一地面的宣纸，挥毫作画。《松涛如风》、《采芰荷以为裳》、《关关图》、《子非鱼》等大型画作，在这位82岁老人的笔下喷涌而出，着实令人惊叹。黄永玉自己也感慨地说：“我这辈子不可能再画这么大的画了。”
2006年10月1日，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开馆仪式如期举行，各界名人云集吉大，打碎了风雨湖的宁静，带来了大都会的热闹。毫无疑问，热闹是暂时的，而吉大这样一所有着独特韵味的学校，仿佛更适宜一种恬淡的氛围。4200平方米的黄永玉艺术博物馆收藏的200多件文物、100多件美术作品，恰好营造了这样的氛围，就像黄永玉画的荷，惊采绝艳中透着温柔乡的恬淡气质。这气质是与湘西无限契合的。
没错，理解吉首大学，理解黄永玉，都要从理解湘西开始。所以，促成吉大与艺术家黄永玉因缘的，无他，实为他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故乡——湘西。
”吸纳地方文化资源，建黄永玉艺术博物馆，或可看作一次富于智慧的融智实践。
【延伸阅读】
关于“黄学”
——为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开馆一周年并馆刊创刊而作
小城市，小大学，因一个人的慷慨和远见，竟然建了一座声名隆隆的个人“大馆”---黄永玉艺术博物馆。乡贤黄永玉一下子拿出上百件多年收藏的艺术珍品和自己的部分创作真迹，使这个艺术博物馆轰然升腾起耀眼的人文之光。
作为乡井小儿，我感到黄老更是湘西的。他观察世界的眼光、品味人生的态度、咀嚼苦难的韧性、调侃恶习的机智、洞穿阴谋的睿智都深深打上了湘西人的胎记，准确一点说是凤凰人的胎记。
我们盛赞一个雅士，常常用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来附会。对黄老，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人是个文化之谜。
美国佬哈维替我们这些湘西佬着急了，他告诫我们，博物馆有三件事要做：收藏、研究和开发。一句话，要让死的材料成为活的东西。
美国佬提出的研究，这个对象，既指黄老捐赠的文物，更是指黄老本人。这样“黄学”也就不得不诞生了。当然，以黄老的智慧、性格，这一定是老人家所忌讳的，甚至可能还是他所痛恨的。
其实，研究什么，一旦喊口号扯旗子，鸣金击鼓，把排场都用上，难免有明火执仗打群架之嫌。我们这位湘西佬不用。
但是，黄老一生都在创作，在思索，在讴歌和嘲讽，在真诚地挥洒激情和严肃地调侃人生。画笔下的山川草木、人情风物、指头捏拿出的神情和姿态、以及一边写一边发笑的诗文，已然成了“客观”。
我们都知道，“客观”不容创造者“横加干涉”，既然成了“客观”，就必有研究者“寄生”其上。往小处说是讨口饭吃，往大了说，我们人类不就是成天对这个世界的“客观”保持着恒久的兴趣，才使得人类不断进步，人生充满快乐？
更何况黄永玉！从文化上讲，那在中国版图上显得窄而小的凤凰一方水土，怎么就为中国近现代史奉献了包括黄老在内的一批极有影响的人物？从艺术上讲，黄老的绘画、雕塑、木刻怎么就能在随物赋形的当口，打破框架，率性而为，在讲道理的地方搞点不讲道理，用画笔、手指和刻刀捧出滚烫的激情和深刻的思索？从文学上讲，他的散文、诗歌仿佛随意挥洒但又极具创意、深意和情意。
如此多的艺术种类，如此深的巧思妙想，如此幽默的创意，如此辛辣的哲思，怎能拒绝探访和窥视，学习和研究？
当然，还是不命什么“学”为好。黄老作为“客观”，无论亲的如写“文星街的大哥”的里弄朋友，远的如美国人哈维，无论咱们湘西弟子，还是外省行家，都欢迎来吉首大学黄永玉艺术博物馆馆刊作客。就像在湘西堂屋里的火塘边，一边喝茶，一边摆摆学术“龙门阵”
。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也可以会心理解地发出啧啧之声。大家围着这堆旺旺的文明之火，体味人生的大道理和细微之处，岂不妙哉！ ■吉首大学 张建永
【背景链接】湘西，湘西
追踪太阳的足迹，由东往西，在湖南雪峰山以西，云贵高原台地以东，云梦泽以南和十万大山以北的广袤的喀斯特地貌之域，由地力的冲撞、挤压而隆起的山峰和撕裂下陷的沟壑构筑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湘西。这一符号既是一个现实的概念，又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指称。在一般人的感觉中，它往往还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因鄙远难为人知而显神秘，因异俗异语而显奇异。它最明显的特征是亿万年封闭，千万座大山，数百年匪患，百万人贫困。
然而湘西又是不可轻慢的。那山风喂养的灵魂，苦难砥砺的意志，多元文化陶铸的精神，使得它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场面表现不俗，超越了恶劣地理环境所可能给予的创造潜能，形成了壮观的人文风景和生命奇迹。这里人少地贫，交通闭塞，生存危机是数千年来命运摊派给湘西人的难解而又不公平的课题。但是，湘西人在维持生存尚且十分困难的窘境中，国家意识、民族理念却超常地积淀在他们的骨髓和精神之中。他们凭借国大于家的理念，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曾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摘自《凤飞千仞——吉首大学形象与精神阐释》）
《中国教育报》2008年1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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